中国版肖申克:14年越狱4次,生死逃亡三万里
1954年徐洪慈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曾是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被公认为医学院的高材生。1957年,他的命运突变,成为右派,被驱出校门,分别在安徽和云南劳改、入狱。为了洗刷清白,徐洪慈14年中四次越狱,亡命三万里。
1954年徐洪慈以调干生的身份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曾是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被公认为医学院的高材生。1957年,他的命运突变,成为右派,被驱出校门,分别在安徽和云南劳改、入狱。为了洗刷清白,徐洪慈14年中四次越狱,亡命三万里。
《历史的先声 ——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是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该书收集了近 30 万字的文字,大多选自 20 世纪 40 年代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的《新华日报》,部分取自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这些文字主要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半个世纪前对民主的追求和承诺,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思想和理念。
作者余德鸿,河南省淮滨县人,1949年春参加革命工作。除援外工作的几年外,他毕生在信阳地区工作。曾历任区委书记、副县长、行署办公室秘书,地区农委办公室主任,地区水利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等职。“信阳事件”发生时,他在专员张树藩领导下工作,张树藩被打成右倾,他受到株连,也曾遭到打击。他与张树藩同样是“信阳事件”最有力的见证人。本文以材料翔实,叙述全面,剖析独到深刻而见长,是一篇特有力度、血泪斑斑、可信度极强的历史见证文字,曾于2003年被收入《中国农村研究》一书。
信阳事件发生时,作者正担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了解事件全过程。他指出,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还是在许多年前,一次与刘宾雁同车南下,我同他谈起广西文革的大屠杀及人 吃人惨剧。文革时,我在广西便对此略有耳闻,但恍若天方夜谭,叫人难以相信。
在文化大革命中,南陲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全国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其他省的受害者大多死于文革中的种种冤错假案,广西则不同,无辜群众大都死于由军队直接指挥、参与的大屠杀中,而且时间都是在 1968 年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政权机构成立以后。
文革当然不仅仅是一场“学生运动”,但是在表象上,无论当时的经历者还是今天的一些研究者眼中,“学生运动”与学生身份的“红卫兵”都是文革的典型景观。而在曾经构成这一景观的人群中,孙怒涛先生他们这些文革前的大学生是最年长的老大哥,我们这些文革爆发时刚进中学的“六六级(六九届)初中生”则是最年少的小弟。
布尔什维克对付怠工和罢工的力度相当之大,他们掌权之后建立的第一个特务组织就是专门用来对付偷懒的。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特务组织“契卡”的正式名称是“全俄罗斯肃清反革命和消极怠工特别委员会”。从这个组织的名称里你就能看出来,在布尔什维克眼里,偷懒和反革命是同等级别的罪行,以至于要用专门的特务机构来针对性处理。
1950年 10月,中共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 “镇压反革命”运动。在这场以巩固城市政权为中心任务的运动中,身处华东沿海前线的中国最大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当其冲。由于上海的地位特殊,情况复杂,上海的运动最初相对较为平稳。经中共中央三令五申,上海半年后终于也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是,“镇反”却并没有达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的设想。不仅如此,“镇反”运动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现状,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党人的敌情意识。紧接着 “肃反”运动的发动,以及其他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发动,与此均不无关连。
因为金庸亲眼见证了逃港潮,且金庸领导下的《明报》,不仅见证、报道了逃港潮,而且作为媒体怀着极大地人文关怀参与其中,《明报》报馆还作为救援物资中心被使用,为内地逃港群众提供了多方面助力。
1998的柬埔寨风平浪静,时间已经来到4月,进入一年中的旱季,天气也逐渐变得凉爽,但安隆汶的丛林还是潮湿闷热。荒郊野外少有人烟,木板拼接起来的房屋破败不堪,散发出死亡的气息。再有两天就是纪念日了,但是木屋内的老人突然死亡,政府派来的高官神色慌张,将老人装入尸体袋之后,按照柬埔寨习俗迅速火化,跟他一起化为灰烬的还有一堆垃圾。有人说他死于心脏病,也有人说他死于谋杀,他叫沙洛特绍,但还有一个让全世界胆战心惊的名字:波尔布特。
简单来讲,红色高棉的最高领导波尔布特想在柬埔寨创建一个“农业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波尔布特强迫柬埔寨城市的人口迁往农村,集中起来,建设他设想中的“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社会。
1954年发生的“高饶事件”,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刚调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不久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与刚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不久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忽然间成为了“反党联盟”,并牵连了一批高级干部。
长期以来占人口80%的农民处在粮票分配体系之外,他们没有粮票,一切粮食来源靠自己,而粮票又和户籍体系直接挂钩,涉及一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直到90年代初期,“农转非”这事都很火,闹出了很多奇葩事。
这篇文章以独特视角和讽刺性的语言回顾了苏联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制宪会议的处理到光荣内战、镇压叛乱、大清洗、对外战争及各时期政策举措等。文章通过夸张和反语,对苏联历史中的一些争议事件进行了另类解读,展现了苏联不同阶段的复杂历史进程及其中的矛盾与争议。摘要约 150 字:文章以夸张讽刺的风格回顾苏联历史,涵盖制宪会议、内战、叛乱镇压、大清洗、对外战争等重大事件,对苏联各时期政策及行动进行另类解读,展现其复杂历史进程中的矛盾与争议,如对不同群体的处置及外交政策等。
在类人群星史上,kd比波尔布特高的比比皆是,可为什么就他的残忍作风更令人印象深刻呢?个人认为,其原因在于红色高棉大荼沙的广泛性实在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乃至隔壁→人中的翘楚小胡子都得自叹不如。
"陕甘宁边区是否种植鸦片"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但辩论双方往往只从只言片语或"常识"之类出发,得出对自己有利的结论,真正下力气研究陕甘宁边区的人却很少。为了彻底搞清"陕甘宁鸦片问题"我花费一段时间对边区的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希望能通过我的提供的证据终结这一长期以来的争议话题。
中共对农村人口活动进行了严格管制,包括禁止农民盲目流向城市,限制企业擅自招聘农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票证制度,以及强制收容遣返制度等。这些政策导致农民在城市无法立足,农村人口过剩,且农村经济困难加重。这些政策在新世纪后有所松动,但影响仍然存在。
我出生的时候是 1983年,已经开始搞计划生育了。不过我是老大,所以并不在计划生育限制的范围内。我两个妹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们都是属于超生的。我二妹86年生的,那时计划生育政策没有那么严格,她出生得还算顺利。三妹出生是 88 年,那时候形式非常严峻,我妈怀三妹的时候,肚子稍微大一点就基本不敢出门,如果被哪个发现看见了,举报到干部那里,是要拉去流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