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海外华人不团结？

这算是我到目前为止最认真回答的一个问题了。作为移民一代，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也为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

首先说结论，并非海外华人不团结，而是华人普遍的问题到了海外的环境中才凸显出来。中国人从小接受的“团结教育”，和现代社会中真正能够长期运行的合作机制，是完全的两回事，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你可以回想下从小到大，跟集体荣誉有关的活动，比如合唱比赛，军训，卫生评比，甚至工作后公司的团建等等。这些体现团结的活动很多，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当集体要求你“团结”的时候，你真的拥有不参加的权利吗？

我一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团结的拟态”。表面上看，所有人穿一样的衣服、喊一样的口号、完成一样的任务、维护同一个集体荣誉，非常团结。但真正维持这种形态的力量是来自于外部，而并非依靠团体内部自然产生的凝聚力量。一旦这种外部力量消失，那么原本看似团结的群体很可能迅速解体。因为成员之间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套“为什么我要和你合作”的内生逻辑。

然而更糟糕的是，这套体系以负面惩罚为主导，正面激励则少得多。“集体荣誉”并没有给参与者带来明确、可感知的收益，更多时候体现为一种责任：你不能拖后腿，不能影响别人，不能让集体丢脸。

比如中学时候，老师批评时候经常指责“xxx又拉低了班级平均分”。这就很有代表性，因为平均分这东西对于某个具体的学生而言，是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一个学生把班级平均分拉高一分，能让他高考多一分？但对于老师而言，平均分关系到教学成绩、排名，甚至老师自己的考核。换句话说，这个所谓的“集体目标”对组织者有明确收益，对普通成员却未必如此，但成员仍然要为这个目标承担道德压力。

时间长了以后，人其实会形成一种很自然的心理反应：只要有人开始谈“集体”“大局”“团结”，第一反应往往就是警惕，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你，这很可能意味着自己要承担额外成本，而收益却不一定属于自己。

而当一个概念长期只负责要求成员付出，却缺乏稳定的利益回报和权利保障时，它就很容易失去原本应有的合作含义，逐渐变成一种道德工具。于是“团结”最后最常见的用途，往往不是协调利益，而是给不同意见施压。说白了，它变成了一根非常顺手的道德大棒：人人都想抢到握把那头，再拿另一头去敲反对者的脑袋。

如果你作为一个不了解中国的旁观者，观察中文互联网时候就会发现，大把大把的人都在争夺这个棒子。于是你可能以为，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用“集体”“大局”“团结”去要求别人，说明大家一定非常认同这一套？错了，争它只是因为它打人好用。

实际情况是，被这跟棒子打过的人，远多于使用它的人，那三年大家都有所体会。因此对于这跟棒子，很多人早已经心生厌恶，连带着所宣称的那些理念本身。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周围印度人甚至东南亚人都会表现得比华人团结，因为他们至少可以从0开始学习一套新的社会合作模式。

但对华人而言，则需要先进行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

你首先得意识到，过去听烂了的“团结”“集体”“组织”，和一个建立在自治、协商、自愿参与基础上的社会所说的 collective action，根本就不是同一种运行机制。

前一种模式的起点通常是：先有一个已经存在的目标，然后要求你参与。目标是谁制定的，领导者怎么产生，收益怎么分配，成员有什么权利，这些问题往往轮不到普通参与者决定。

基于共识的自治逻辑则恰好从另外一个方向开始。大家先确认有没有共同利益，再讨论为了这个共同利益愿意承担多少成本，然后决定按照什么规则合作。参与意味着承担责任，同时也意味着拥有决策权、监督权和退出权。这套东西对于很多华人来说，需要重新学习。

完成这些之后，海外华人才算是其他移民族裔站上了同一起跑线。

接下来才进入真正困难的部分：把这种意识变成组织。

假设最简单的场景，一个住宅小区想成立类似业委会或者社区管理委员会。大家都认为需要有人处理公共事务，这只能算第一步。接下来马上会遇到大量具体问题：谁负责？负责人怎么产生？钱怎么收、怎么花？哪些事情需要投票？多少票算通过？负责人长期不作为怎么办？有人滥用权力怎么办？两群居民利益冲突怎么办？有人只享受收益却拒绝承担成本怎么办？

为此，你需要章程，需要议事程序，需要财务制度，需要监督，需要选举，也需要更换负责人的机制。更重要的是，需要完善的冲突解决机制。

然而，建立起这些制度仍然只是第二步。

把制度写在纸上，其实是最容易的一步。真正困难的是让它长期运转，而且要一遍一遍证明：这套东西真的有用。第一届负责人把事情做好了，下一届还要继续；出现过冲突，按照程序解决了；有人不作为，通过规则换掉了；大家交的钱，最后真的变成了社区能够看见的公共服务。这样的事情经历十年、二十年，甚至几代人以后，才会慢慢积累出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制度信用。

到了那个阶段，新加入的人已经不需要重新思考“这个组织到底靠不靠谱”。他从出生或者加入社区开始，就看到这套东西一直在那里运行。他可能从来没参加过一次会议，甚至根本不知道章程写了什么，但当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有一个程序可以走，有一些人会替他处理。

而到这里，一个共同体才算真正拥有了现代自治社会最基本的基础。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说：“我认识的外国人，他们也完全不关心社区，政治一问三不知，选举都懒得研究。那他们和中国人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作为华人，你是一个零资产起步的创一代，他是隔壁天天躺平的富二代。他可以躺平，是因为那套社会资本已经有人替他积累了。

我在之前的一个回答里提到过，ABS 对 2021 年永久移民的统计中，中国出生永久移民只有大约 36%已经取得澳大利亚国籍，在主要移民来源国中处于最低水平，而国籍是加入澳洲政治生活的最基础门槛。只能说现在华人的状况，不说完成第一步，甚至连问题的存在都很难说意识到。

为什么大多中国人到国外大多只是愿意拿绿卡而直接加国籍的没有那么多?570 赞同 · 219 评论 回答

举一个正面的例子吧：

2025 年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严重火灾。火灾原因、监管责任这些争议暂且不论，我关注的是灾难发生以后出现的一个细节。

火灾发生以后，民间很快建立起了一套众包的 SOS 信息系统。每一个格子对应一个具体单位，居民、邻居和家属不断更新信息，用不同状态标记哪些住户已经安全、哪些仍然失联、哪些正在求救，甚至还记录宠物和住户的具体情况。这个系统在火灾期间几乎实时更新。与此同时，还有居民自行建立物资地图、志愿者协调平台和各种互助网络。

这里体现出的是一种非常强力社会自组织能力。

真正支撑它运行的，是很多此前已经存在的习惯和能力：邻里之间如何交换信息，人们是否习惯参与公共事务，遇到问题以后知道去哪里寻找资源，志愿者之间怎么分工，民间组织怎么和公共部门沟通，公共部门又是否拥有接收和处理这些社会信息的渠道。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在一次又一次日常事务中长期协作、长期互助、长期磨合。大家在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事情里逐渐学会怎么开会、怎么分工、怎么验证信息、怎么处理冲突、怎么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这样的机制运转十年、二十年以后，到了真正的灾难面前，整个系统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启动起来。

我觉得这才是“团结”真正成熟以后的样子。

再举几个反例吧：

我在澳洲住过一个华人业主比较多的小区。

有一次物业提出一项新的预算，需要业主额外承担一笔费用。消息发到微信群以后，整个群几乎立刻炸锅。大家都在骂物业太黑、管理层不作为，很多人情绪非常激烈，纷纷表示一定要投反对票，把这个提案否掉。

结果真正到了业主大会，提案通过了。

群里马上又炸了一次。很多人开始说有黑幕，觉得物业肯定做了手脚。

但问题是，我真的参加了那场业主大会，所以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之前在微信群里义愤填膺、声称一定要反对的人，一个都没有出现。整个提案最后只收到两张反对票，其中一张还因为业主长期拖欠物业费而属于无效票。

后面还有第二件事：

当时业主委员会里有一位做会计的业主，他认真研究了下一年度的预算，最后通过预算审核和协商，成功把下一年的物业预算压低了大约 15%。

按理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治组织产生实际收益”的例子。有人愿意投入自己的专业能力，替整个社区研究账目，最后所有业主都因此少交了钱。

但群里的反应非常冷淡。

几乎没有人感谢他，反而有人觉得这只是物业“先打一巴掌，再赏一个枣”，甚至继续把预算下降理解成物业本来就在乱收费。也有的人分不清业主委员会和物业。

这两个事情我觉得挺具有代表性的。一方面，对规则不了解，也不愿意投入时间参加会议、研究预算、实际投票，于是程序之外的情绪表达逐渐替代了程序之内的真实行动；另一方面，即使真的有人参与其中，并且通过这套机制给所有人带来了实际收益，很多人依然会因为长期积累的不信任，把成果解释成另一种“猫腻”。

然后就会形成一个很难打破的负循环：越不参与，越不了解；越不了解，越不信任；越不信任，就越不愿参与。而缺席制度行动留下来的无力感，又需要通过更加激烈的情绪表达得到补偿。久而久之，一个群体可能拥有非常强烈的公共情绪，却始终积累不起真正的公共行动能力。

8.19更新，更新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

前几年挺多新闻报道，就是华人在海外因为航班延误，于是在机场唱国歌的事情。很多人把这理解为华人凝聚力强，我的看法是恰恰相反。

我觉得这个场景非常值得分析。因为航班延误恰恰是一个真正需要“团结”的时刻：几十个利益完全一致的陌生人，需要确认事实、统一诉求、推选能够沟通的人、和航空公司谈判，必要时研究当地规则、联系机场或者领事机构。这里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临时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一个群体平时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合作预期，那么遇到这种共同利益受损的事情，通常可以直接进入下一步：谁去交涉、我们要求什么、谁懂当地法律、有没有人联系机场、下一步怎么办。

但对于确实内部共识的团体而言，则还要多做一步，确认大家彼此是可以一起行动的人。

而唱国歌在这里承担的，恰恰是一种临时激活共识的作用。它是一个极其明确、公开，而且在这个群体内部反对成本很高的身份符号。一个人先唱，其他人跟上，于是大家才第一次获得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信号：原来旁边这些陌生人愿意跟我一起行动。

国歌在这里甚至不只是表达共同身份，它还承担了临时制造共同身份感和行动信心的功能。

如果几十个人明明拥有完全一致的现实利益，却还需要先通过一个如此强烈的象征性行为来确认“我们现在可以站在一起”，这恰恰说明日常状态下这种自发凝聚力的薄弱性。

这还只是第一层。

更有意思的是，即使这种共识终于被激活，它能够支撑的往往仍然只是非常粗糙的一致行动。

大家可以一起唱国歌，可以一起表达愤怒，可以迅速形成“我们都反对航空公司”的气氛。但接下来真正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事情马上变得复杂起来：谁代表几十个人去谈？代表拥有什么权限？大家到底要求全额退款、赔偿还是改签？航空公司提出方案以后由谁决定接受？有人不同意怎么办？谁负责查当地法规？谁负责记录谈判结果？谈判失败以后下一步走什么程序？

这些事情需要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大家保持一致”，而是分工、授权、协商、信息处理和冲突解决。而这恰恰是“团结拟态”最薄弱的地方。

它能够比较容易地把一群人变成一个声音，却很难把一群人变成一个能够处理问题的组织。

8.25更新：

回复一些评论区很多人提到的观点：

一、海外华人不团结，是因为本身阶层，地域，教育背景差异太大。

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能够解释华人的困难，但是无法解释横向对比的结果。无论是印度人还是东南亚人，他们内部差异不比华人小，但在结果上看自组织能力依旧强于华人。

二、不团结是因为出国这件事本身已经完成了一轮筛选。愿意跑出去的人本来就是更加个人主义，甚至就是一群精致利己主义者，所以当然无法团结。

这点其实在我回答中已经解释了，这种筛选存在但并非主要原因，背后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

国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组。

业主委员会特点很明显，大家拥有明确的共同利益，而且这个利益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物业费、停车位、电梯、公共区域、物业服务，全部直接关系自己的钱和生活。甚至连基本框架都已经搭好了，业主大会、业委会、投票，需要的就是大家自己参与，互相磨合，面对冲突，然后想办法把事情解决。

当然实际效果运行的如何？大家懂得都懂。

我见过太多小区，刚开始大家热情高涨，但当小区设施开始老化，涉及到利益问题增加之后，基本就是一地鸡毛。再过几年，业委会就形同虚设了。

如果真是筛选的问题，那国内这种没有经过筛选、共同利益又这么明确的场景，应该表现得好得多才对。但事实上并没有。

这也就是我这篇回答真正想讲的东西。国内很多人理解的“团结”，和回答里说的自组织能力，是两回事。

三、华人很早就开始移民，为什么在海外的环境中到了二代三代依旧没法建立起有效的政治力量？

我自己的观察其实恰好相反。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在当地长大，接受当地完整的教育，他的社会共识和自组织能力通常会明显增强。甚至都不需要等到二代，只要很小的时候就过来，这种差异就已经很明显了。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东西也会下降：华人身份认同。

对他们来说，中国就跟“籍贯”差不多，也就是父辈出生的地方。如果没有后天持续的教育和熏陶，不会有人因为血缘关系，就天然对那个地方产生多强的认同。

而且他们的选择也更多。

尤其像澳洲这种 multicultural society，从小一起上学的可能有印度裔、东南亚裔、欧洲裔和本地人，也有各种其他背景的人。他完全可以融入学校、社区、职业圈子，华人群体只是众多选项中的一个，并不是唯一选项。

那问题就来了：他为什么一定要融入华人群体？

如果加入华人圈子能提供更好的职业机会、更强的人际网络，或者其他很实际的帮助，那当然会有人愿意投入。但如果华人群体本身就缺乏组织能力，也提供不了这些东西，那对于一个本来就有很多选择的人来说，他自然没有多少动力把“华人”当成自己最重要的身份认同。

于是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就像是滚雪球，小雪球要变得足够大才能滚得起来；那么小雪球怎么变大呢？那就是得先滚起来。

四、还有人提到，我前面说很多组织最开始依赖大家自愿参与，但等这套系统发展成熟以后，个人意志对它的影响本来就会越来越小。到最后系统已经在那里了，也会直接要求你按照规则做。所以我反对的，和支持的都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阶段。

这个理解我觉得没问题。一个靠人自发组织起来的系统，发展壮大以后自然会出现这种情况。规模越来越大，规则越来越多，个人越来越难直接改变它，累积的历史矛盾和错误越来越多直到崩溃，再重新开始。在自然情况下人类组织系统发展的周期确实如此，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也是基于这个逻辑。

但真正的区别在后面。

系统成熟之后很容易僵化，所以它必须给自己留下纠错和更新的空间。制度搭好了不代表以后就可以什么都不管。环境会变，人的需求会变，原来好用的政策后来很可能就不好用了。最后还是得靠一代一代的人维护，去手动更新这一套系统。

而现代政治比起古代，进步最大的点，其实就是将自我纠错和更新的系统变得更加完善和可靠。而普通人的自组织，本身就是这套系统更新的重要驱动程序。一群人发现问题，自己组织起来，协调利益，形成意见，然后推动原来的东西发生变化。这些人的自主性和组织能力，就是系统能够继续更新下去的原动力之一。

如果哪一天所有人都觉得系统已经建好了，不需要思考，只要照着做就行，那这套系统最后一样会越来越僵，直到难以运行下去。

所以我强调自组织性，恰好就是因为一个好的系统也需要有人不断维护。没有哪套制度可以靠祖宗留下来的代码自动运行几百年。

作者：naive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9743252/answer/2073034270533328966